教育，實為抗擊災難、化解風險、凝聚人心、重建家園之利器。新冠病毒來勢洶洶，數月之間，催毀人們生活，打亂世界秩序，使人不得不深省：做教育，當反思如何建立應有的憂患意識。

蔡元培先生作為教育家，毛澤東曾熱盼他“當民族危亡之頃，作狂瀾逆挽之謀”，希望蔡先生“以憂患意識把握辦學之機，反思辦學之惑，謀略辦學之方”。

疫情期間，我們的教學不得不從“線下”轉為“線上”，對于教師而言，這不啻是一個不小的挑戰。突如其來的“在線教學”一時讓所有的教育者措手不及。可是，數月之后，教師們對此輕車熟路，可見危機面前，人們處理問題的變通能力及人性的彈性接受能力是很強大的。這也同時警醒我們：辦學，要有憂患意識。

憂患意識是一種深刻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醒，是中華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精髓。它同時成為一個國家，一個地區欲長遠發展時不可或缺的“鈣質”。

中華民族是個飽經憂患的民族，由此產生的憂患意識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。憶當年外侮之危，幾欲國土淪喪，列強干預“為中國亡國之源”“為全局糜爛之始”。憂患之際，身為翰林的蔡元培怒譴“疆臣跋扈，政府阘茸”，大力倡導開啟教育救國之路，鄭重提出：“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，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，排斥頑舊，不能不情見勢絀”。

1902年，成為中國探尋教育救國之路的轉折點。鑒于自己清醒的認識，蔡元培在游歷日本，對“明治維新造就了現代化日本”深感震撼之后，與留日學人葉瀚、蔣智由發起了“中國教育會”，“實欲造成理想的國民，以建立理想的國家”。

民族憂患意識，是建構在對于社會各種現象進行理性判斷的基礎上，對于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牽掛與擔憂，所表現出的，是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。

孟子曰：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。世界上大多數國家，甚至是發達國家，也充分認識到憂患教育的作用。比如日本，將憂患意識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。他們喜歡談論“日本沉沒”——有一天日本沉沒大海了怎么辦？以此激勵國民奮發圖強、不甘落后，有憂患意識。日本國家國土狹小、資源匱乏，從政府到國民，都想方設法節省。他們根深蒂固的思想來源已久，深知：想生存，必須頑強拼搏；想規避風險，必須掌握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，建立創新理念。連超級大國美國也散布美國處于危機之中，認為“21世紀是亞洲人的世界”……

建立憂患意識，以教育為先導；開啟民智，以天下為已任，是中華民族仁人志士偉大品格的重要標志，也是推動整個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精神動力。

疫情在即，居家隔離，關門閉戶的生活成為一個時代的歷史所需。這也同時使活潑好動、處于學識積累關鍵時期的學生們熬度著最為艱難的時段。對于中國的教育發展，鄧小平同志曾有強烈的憂患意識，對于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，關系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戰略問題，均寄以深切的憂慮和理性的認識。中國教育問題的憂患意識，證見了鄧小平同志的觀點具有前瞻性、警示性。

       激發全社會樹立科學的憂患教育意識，從一代青年做起，在疫情的防護抗御過程中獲得啟示，防患制亂，深思教育的未來，對于中國教育的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，均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