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我們一起品味講話全文

了解他對于知識創新和學校責任的理解

最近，我在網上看到了兩則新聞，引發了我對知識的思考。一則是我們的理科課程落后世界70年，其中很多內容仍停留在200年前的知識；另一則是關于數學物理領域85%的知識尚未傳入中國的觀點。這些觀點呼喚我們重新認識知識，思考其價值，尤其是在培養創新人才的過程中，應該更加關注知識的創新與傳播。

好奇心和創新思維至關重要，但這些能力建立在長期記憶的知識基礎上，使我們能夠更容易且迅速地思考。一些科學家的創新實際上是基于他們之前辛勤地研究、大量閱讀和長期積累的信息，這些努力促進了神經元之間的連接，最終在突發靈感時形成突破，所有這些都依賴于知識的積累。因此，《好奇心》這本書值得我們閱讀，它肯定了好奇心的價值，同時也沒有忽視知識在其中的重要作用。

在互聯網時代，我對知識的重要性產生了許多思考。雖然在這個時代，通過互聯網幾乎可以快速找到大部分問題的答案，但這種觀點是片面的。我們需要重新審視知識的價值。我讀過的三本書《新工具》《知識論》和《知識價值革命》，對于教育工作者來說是有價值的，因為傳播知識仍是推動人類進步的重要方式。

隨著ChatGPT和AGI的迅速問世，人工智能將全面賦能人類，在教育領域的表現尤為明顯。我們的信息革命始于近30年前，而計算機的發明更早。從90年代初的互聯網，到以手機為代表的移動終端，再到如今ChatGPT和人工智能的迅猛進步，這些技術進步被稱為信息革命的“第三次革命”。手機引發了“時間革命”，互聯網引發了“空間革命”。ChatGPT的出現備受關注，我們可通過它獲取關于某一問題的優質回答。然而，這僅是機器思維，非人類的獨立思考。因此，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削弱我們獨立思考的能力，這引發了“思維革命”。

在討論創新人才、創新思維和創造力時，我們常常著重回答“是什么”，但很少涉及“不是什么”。然而，對于創新人才的認識，尤其強調其所不包含的特質。這個問題的答案尤為關鍵，因為我們時常渴望改革、變革，卻未必知道何處不宜變動、不宜改革。

在這其中，知識結構尤為重要。作為創新人才的基礎，必須具備良好的知識結構，才能夠發揮創新的潛能。因此，我將從知識分類、知識管理、惰性知識和活性知識這四個概念入手，進行一番探討。

對知識的分類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。例如，日本學者野中郁次郎提出了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劃分，這引發了學校在顯性課程和潛在課程上的調整。1996年，經濟與合作發展組織（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-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，OECD）發布的《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》對知識分類產生了深遠影響，尤其強調了知識的價值。在當今，我們所謂的“知識不重要”，實際上是指信息和數據，而非真正有價值的知識。

真正有價值的知識可從四個角度來理解：

• 一是知道“是什么”的知識

  （know-what）

• 二是知道“為什么”的知識

  （know-why）

• 三是知道“怎么做”的知識

  （know-how）

• 四是知道“是誰”的知識

  （know-who）

通過從“是什么”“為什么”“如何”和“誰”的角度審視，我們能更好地理解知識的內在聯系。這些概念在句子中運用，句子在段落中，段落在文章中，文章融入整本書中，而整本書又嵌套于人類知識的廣袤領域。因此，意識到知識是由這四個板塊構建而成，我們便不會再低估其重要性。隨著ChatGPT的出現，我們面臨著對知識獲取、儲存、傳播和應用的新挑戰，這些分類有助于更深刻地認識知識的價值。

當前，我們對數據極為關注，尤其是在大數據時代，似乎沒有數據收集和分析就無法做到精準。然而，教育領域具有高度復雜性，學生的情況每天都在變化，年級和學科之間存在差異，這使得教育領域的數據難以達到足夠高的精準度。此外，若數據未經過分析和加工，它們只是信息，而非有價值的知識或智慧。

一些地方投入巨資推動大數據驅動的學生發展，將學生背景、上課情況、作業量等數據記錄下來。然而，事實證明這樣的龐大數據難以處理，因此大多數項目停滯不前。因此，我們需學會對知識進行管理，而這最終需要依賴學習者自身。

惰性知識的概念最早由英國哲學家阿爾弗雷德·諾思·懷特海（Alfred North Whitehead）于1929年提出：惰性知識指那些學習后卻無法應用于真實情境，以有效解決問題的知識。從輸入和輸出的角度來看，惰性知識和活性知識之間的區別變得十分清晰。所有惰性知識的共同特點是，它曾被接觸學習并被記住，但后來卻被遺忘且無法應用。然而，它仍然存留在大腦中。不要誤以為遺忘了就沒關系了，實際上它仍然占據著大腦的內存。因此，現在用“帶寬不夠”或“空間不足”來形容一些人反應遲鈍，是因為他們的腦神經被大量龐雜且無用的信息占據了。

未來的核心競爭力，將取決于個體的學習能力。當自己對以前的知識模糊或陳舊時，唯一升級大腦的方法就是持續學習。惰性知識的獲取是通過他人傳授，以死記硬背的方式儲存，而活性知識積累則強調當前倡導的體驗式學習、實踐教學、基于項目的學習、STEAM等方法。就像科學家通過親身體驗發現過程一樣，從這樣的體驗中獲得的知識即為活性知識。

惰性知識的輸出表現為將課本內容背誦后在考試中獲得高分，而活性知識的價值在于運用所學的知識敏銳地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。一旦理解了這兩種知識的區別，我們在課程改革中就會明確應該如何行動。因此，我們希望在教育中不要過多強調傳授惰性知識，而是尋求方法使惰性知識更加活躍。唯一可行的途徑是鼓勵學生自主思考和學習。

我在思維模式中關注成長性思維和固定性思維，這源于OECD的國際學生能力評估項目（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，PISA）。PISA測試結果支持一個觀點：向學生灌輸成長型思維模式可能會帶來更好的學業成績。平均而言，在OECD國家中，那些不同意或強烈不同意“你的智力是關于你的、你無法改變的東西”這一說法的學生，比同意或強烈同意這一說法的學生的閱讀成績要高出41分。而PISA測試卻有奇怪而驚人的發現：根據2018年PISA測試的結果，對于來自中國(北京、上海、江蘇、浙江）的參賽學生而言，擁有成長型思維模式和學業成績呈負相關。PISA測試的高分與成長型思維指數呈正相關關系，但令人驚訝的是，在我們國家發現它們之間呈現負相關關系。

卡羅爾.德韋克（Carol S.Dweck）提出了成長型思維（growth mindset）和固定型思維（fixed mindset)的概念。成長型思維的人認為，人是可以改變的，無論是智商、性格或者各個領域的才能都可以在后天改變和習得，而成長的本質就在于不斷拓寬自己的認知邊界和能力邊界。固定型思維的人則奉行天賦決定論，認為人的能力是天生的，是固定不變或者說難以改變的。成長型思維和固定型思維與活性知識、惰性知識有關。在課程設置和教育改革中，有人可能會疑惑，為什么必須強調成長型思維？是否一定要具備成長型思維？通過對成長型思維和固定型思維這兩種思維方式的能力、挑戰和風險等因素進行衡量，我們可以得出結論，成長型思維是創新型人才應具備的思維模式。

近年來，我在南山的學校管理中推行了《清單革命》一書中介紹的方法。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醫學家阿圖·葛文德（Atul Gawande），清單革命的核心理念是維護正確和捍衛安全。南山區在過去幾年新建了許多學校，校園環境都非常良好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采用清單的方法來處理各項事務。以校園的保潔工作為例，由于引入了清單革命，我們的洗手間始終保持干凈，無論何時去都是如此。通過清單，清潔工知道自己應該什么時間按照什么流程做什么事。同樣，通過清單的思維方式，我們能夠明確列出學校應該承擔的責任。現代教育變得越來越復雜，然而作為教育工作者，我們不能因為教育的復雜性而忽視了我們自身的使命、價值以及所起的作用。

ChatGPT、AGI等信息技術的發展對教育帶來了兩大挑戰。我認為最大的兩個挑戰之一是必須學會提問。如果不懂得如何提問，也無法與ChatGPT互動。我們一直強調學生需要培養提問的能力，但我們的教育體系往往不鼓勵學生主動提問。比如在課堂上，如果一個學生頻繁提問，有時老師會認為這個學生是多動癥兒童，甚至會將他排除在外。因此，我們教育最大的能力缺失之一就是提出問題，以及能不能使用ChatGPT這類工具來精準表達和提出問題。

另一個挑戰則是教師迫切需要認識ChatGPT、AGI和主動剝離教學內容，重視和提高人機協同智商，在新平臺重塑教育坐標。我們需要推動教師來剝離自身的教育教學內容和工作負擔。如果我們的教育體系不思考和剝離那些無法比ChatGPT、AGI效果更好的教學內容，教師可能會失去教學的必要性。以英語學科為例，它很有可能是被人工智能首先取代的學科之一。比如學生在課堂上課中發現，在線學習的效果可能會更好，因為在網絡上，有各種學習資源，包括發音標準等。總之，我們需要培養學生的提問能力，同時也需要引導教師重新思考和剝離教育教學內容，以適應新時代的需求。

為此，新時代的學校教育應該：